受訪人物

張銘 ，中國一汽研發總院造型設計院院長，魯迅美術學院、吉林大學汽車學院特聘教授，第二屆中國工業設計協會汽車產業分會理事長。2017年組建新紅旗造型設計團隊，創立了全新的紅旗設計哲學、設計標準與設計基因，領導設計團隊完成N701、L5、LS7、H9、E-HS9、新H5等全新紅旗節能車，以及E001、E202、E007、E009等多款全新紅旗純電車，近7年時間里共計完成30余款量產與概念產品，確立了新紅旗造型設計風格，完善了產品序列，有力地支持了紅旗品牌完成躍遷式發展目標。2019年提出“新高尚美學”倡議，旨在著眼于當代藝術、現代設計、歷史文脈與生活方式，打造獨屬于中國人的設計美學。為持續銳化品牌形象，還帶領團隊打造了紅旗“新高尚美學藝術展”“紅旗設計挑戰賽”與“新高尚藝術與設計論壇”，極大地推動了紅旗品牌的復興與品牌引領，使“紅旗設計”成為推動中國汽車設計向上、打造新時代“中國車”整體形象的主要力量。

觀點提純

“中國車要能夠代表中國科技的高速發展，文化的自信自強，用設計的語言創新表達在產品上，讓別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國車。而且需要所有中國品牌做出一些共性的東西，才會形成這樣一種力量，形成這樣一種印象：中國車來了！”

《設計》：結合您的教育背景、從業經歷和2023年的中國汽車設計發展現狀，請從您的視角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汽車設計發展歷史做個簡要的梳理。

張銘：我是89屆進入吉林工業大學汽車專業學習，從業超過三十年，算是這個行業的老兵，有幸經歷了這個行業工業設計的完整發展歷史。從時間脈絡上來說，早期中國汽車主要是從引進桑塔納、捷達等進口車起步，以制造為主，那時我正在一汽大眾負責設計，做一些“本地化的適應性設計”，就是根據法規要求、用戶特殊需求等做一些局部的微調。2005年開始，根據中國用戶專有色彩需求， CMF這個專業即顏色、材質、搭配等開始了迅速發展。一款設計完成的車，僅通過調整CMF設計，可以改變其整個市場定位，甚至還能提升溢價。當然，當時造型設計仍以德方設計總部為主導。

在中外合資的產品完全靠引進之后，迎來了我們的自主設計的時代。盡管當時有些設計在現在看起來不太盡如人意，但隨著自主品牌的崛起，經歷了從借鑒到創新，造型設計的作用逐漸從“市場輔助”轉變為“品牌賦能”的地位，像一些國企如長安、廣汽、上汽，以及一些自主品牌如吉利、奇瑞、比亞迪，都建立了不錯的設計能力，這個階段中國設計發展得非常快。

造型設計發展初期還有個現象，就是請外籍設計師來領導設計，當時吸引了眾多“大咖”涌入這個行業。然而，現在國內設計團隊大多數都是由本土培養的設計師來領導了。從上市的產品可以看到，我們現在的設計能力是與世界接軌的，在某些方面，尤其在適應中國市場、滿足用戶品味和場景需求方面，我們已經超越了很多合資品牌或者進口車，并得到了用戶的認可。

在剛剛過去的2023年，中國汽車產銷量連續15年位居全球第一，出口量創新高，已經超過500萬輛，這種現象也說明國外用戶對中國設計的認可和對中國汽車的接受。我還能感受到另一個趨勢，像紅旗品牌，它是一個豪華品牌，就不能只說用戶滿意或者用戶能接受就好，它要承載國家的品牌形象和文化內涵，我們這幾年一直致力于去打造“中國車”這個概念，目標及時讓用戶看了這個車之后就覺得這是來自中國的設計。“中國車”這個概念在我的腦中形成時間并不是很長，但確實是我們下一步要努力實現的一個理想。

紅旗H9

《設計》：您認為何以代表中國車？如何做好一輛中國車？

張銘：中國車要能夠代表中國科技的高速發展，文化的自信自強，用設計的語言創新表達在產品上，讓別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國車。而且需要所有中國品牌做出一些共性的東西，才會形成這樣一種力量，形成這樣一種印象：中國車來了！

《設計》：如何看待上海車展國際同行關注中國汽車產品的現象？會產生什么樣的連鎖反應？

張銘：到現在快一年了，回顧去年的上海車展，我們作為設計從業者內心都還是挺激動的，尤其德國的三大巨頭、世界各大品牌的許多專家、高管都到中國來看車展。外行看熱鬧，我們看什么？他們到展臺之后的那種態度、眼光以及所花的時間和以前大不相同。以前歐洲設計整體是領先的，他們來都是抬著頭的，看不見我們。現在不僅要看，還低著頭觀察、認真研究。我覺得從設計角度來說，去年上海車展是一個轉折點，也是一個里程碑，上海車展的規模已經遠遠超過世界上其他車展，相比之下日內瓦車展已經變成了一個很小的車展，去年的慕尼黑車展中國品牌影響力已經非常顯著了。

《設計》：這種轉折或者爆發，如果落實到具體的汽車設計上來說，可以概括出哪些特點？

張銘：去年上海車展給我的感覺就是很熱鬧，從設計角度來說就像春天的花園，百花齊放，爭奇斗艷，是一種令人欣喜的欣欣向榮的景象，從行業角度講是非常開心看到這種局面的。不過從設計師角度，經過冷靜分析和研究，看到作為未來的高增長領域，智能化電動車設計的同質化問題是不可避免的。我甚至看到一些比較，有人把多款電動車放在一起，拿掉logo之后一起猜車。如何破除這種同質化？紅旗在去年上海車展之后全面復盤總結，我們更加堅定自己選擇的路線：設計差異化，用設計驅動品牌。設計不僅是輔助或賦能，設計更應成長為一種領導力，它能夠驅動品牌長久地發展。這是紅旗的設計戰略中一直堅定的信念，我也希望整個汽車行業不僅僅是表面繁榮，滋養設計的土壤、氣候的營造也非常重要，這樣才能保證行業持續發展，而不是曇花一現，甚至拔苗助長。

《設計》：汽車設計在當下的汽車產業當中，經歷了過去幾年的發展之后，有沒有一些顯著的變化？設計師的地位有什么變化？

張銘：這個行業地位改變可能是一個多維度的問題，我先說樂觀的一方面，因為中國汽車現在都在做品牌，很多企業熱衷于提“爆款”的概念，這就導致對設計師的需求很大，現在的設計團隊動不動就500、800人，甚至還有千人團規模。對設計師能力要求很高，招各種大咖和名校學生，對整個行業肯定是有幫助的，起碼好找工作，而且待遇也不差，我覺得是個好事情，但事情分兩面看，背后有什么問題呢？

這個行業要持續發展，設計師能夠有所作為，關鍵還是在于品牌理念。畢竟，設計才是推動品牌發展的核心力量。急功近利類型比如只要銷量的市場驅動型，那就是消費者喜歡什么就設計什么，這對設計師來說挺難持續做下去的。按前兩天百人論壇上有設計總監的說法，設計師正在被成本目標壓榨，至于你的那些理想、想法，統統不考慮，用戶要什么就設計什么。我認為這是非常初級階段的模式，而更為成熟的企業已經開始關注品牌建設，要搞一些臉譜化的，用戶能識別的東西，這樣最起碼設計師能圍繞一個特定的主題來展開工作，來不斷托舉這個品牌，持續提升品牌影響力。

紅旗H9設計師合影

《設計》：紅旗有一些什么樣的具體措施來應對這種情況？

張銘：其實每個企業所面臨的規律都很像，作為設計總監就有責任去解這個題。從2017年我來到紅旗領導這個設計團隊開始，在跟集團領導制定設計戰略的時候，就規劃好我們的團隊要做的兩件事：一是專注于創意設計，就是為產品設計服務；另外要做設計品牌，就是把紅旗設計打造成為一個品牌，要有自己的設計理論、學術研究，支持產品實踐和探索，這也就是后來我們對外發布的紅旗“新高尚美學”。

為了打造“新高尚美學”，我們做了很多事情，宗旨是設計要根植于中國文化，用產品來傳播好中國文化。自1958年誕生之日起，紅旗品牌就致力于從中國優秀文化中汲取養分，打造有文化內涵的高顏值產品。2017年之后，我們決定繼續以文化為根基去做設計。但是，如果文化、藝術如果只當作標簽往車上堆砌，并不好看，格調不高。所以我們設計了一條路線，在做產品設計的同時，扎根于文化這塊肥沃的土壤。我們不僅與中央美院、魯迅美院等高等學府合作，還與故宮、敦煌等文化機構建立了緊密合作關系，以求多維度深度學習，激發創新思維。同時，我們試圖通過打造多元化的品牌活動，進一步深化“新高尚美學”理念并展示相關成果。自2019年以來，我們已成功舉辦了三屆紅旗新高尚美學藝術展，目前正在籌備第四屆。

《設計》：請介紹一下一汽設計未來對文化、藝術對品牌理念的支撐的規劃。

張銘：我們想用中國優秀的文化來賦能我們的工業設計，這是個長線過程，需要付出大量時間和精力，切不可急功近利。前期投入非常關鍵，我們和故宮、敦煌的合作，經常去現場學習一到兩周，請專家給我們授課，查閱各種資料，然后再坐在一起頭腦風暴，激發靈感。與此同時，我們也以藝術車和高端定制版本等產品來展現成果轉化，紅旗的獨特性在于其向上的空間很大，像我們在 H9+上做了故宮合作版——太和定制版，定價都比較高。車上采用的比如斗拱結構演化而來的格柵、三交六椀菱花圖案以及上玄下赤的整車配色設計，都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完美繼承和創新呈現。

文化表達是隱性的，如何讓一件工業產品表達出文化的調性？為此，我們運用了另一種重要資源——非遺工藝。在紅旗汽車中，我們應用歷史最悠久、最佳的非遺工藝——大漆。大漆應用源遠流長，將任何物品涂上大漆后，歲月流轉千年仍然可以保持完好，使得它具備了千年傳承的藝術品特性。然而，傳統大漆主要作為工藝制品，缺乏藝術屬性，因此我們邀請國家畫院的王藝老師擔任紅旗設計的藝術顧問，他根據選定的主題進行藝術創作，接著由大漆大師將之轉化為大漆作品，最后裝配到汽車上。除了大漆，我們合作的非遺工藝還涵蓋了粵繡、云錦、細木鑲嵌、掐絲琺瑯等。這些中國人熟知的殿堂級的非遺技藝放在車里，可自然喚起人們對中國文化的聯想。藝術家無不希望自己的表達能夠被觀者所感知，當這種顯性的表達激發了觀者潛意識中的藝術感知力，產生一種無法言說的共鳴，這就是一個共創的過程。可以說紅旗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汽車設計流程，在文化、藝術、設計三者之間構筑起橋梁，我常說我們所打造的車，很多時候不是一個工業品，而是一個行走的藝術品，一個文化創新產品。

目前我們與文化機構的合作才剛剛起步，完成了太和版和敦煌版，還為上海車展專門做了一款白玉蘭版，看到用戶贊嘆和欣賞的表情我們很開心，但還是要保持冷靜，我深知這條路還很長，但中國汽車產業已經往這樣的路上走，我希望打造出中國車的獨特形象。

 LS7合影

《設計》：紅旗做的活化優秀傳統文化活化非常成功，作為中國人的國民車，紅旗和歐美的國民車不太一樣，是國家形象的一個重要建構內容。紅旗有自己的汽車文化歷史，包括產業文化的歷史和設計文化的歷史，現在的紅旗設計對歷史的傳承是如何設想的？

張銘：這其實是紅旗設計人不能回避的話題。紅旗有一段眾所周知的顯赫歷史，第一輛車叫“東風金龍”，是共和國領導的第一輛國產車座駕。這段歷史是財富，但若我們做不好也是包袱。傳承必須是活化的，再好的主題，再好的材料，再好的文化，如果不以當代的設計來表達，年輕人不會喜歡。所以難就難在，用當代的手法表達傳統的優秀文化、藝術和美學。

我們的設計有兩條線，用當代手法表達，即所謂的“外部時間線”，其中最重要的是考慮語境問題，即當下的語境是什么，不能拿老古董讓年輕人去評判。這里面還包括技術、潮流，紅旗品牌再有定力，也不可能不受潮流影響，這就是為什么有時候我們也會對標，而且領導也會提出來，對標看看哪個賣得好。另一方面注重內在的“內部時間線”，是我們內部迭代進化的過程，對紅旗來說，這點比任何一個品牌都要重要，因為其他品牌尤其新品牌是沒有這條線的。在設計過程中，我們不能失去自我，會做一個長期的設計策略的考量，追蹤它的演變，區隔它的品系。紅旗的車型低至10多萬，高至1000多萬，都用同一個logo——“紅旗”，全世界沒有第二個這樣的品牌，對于我們設計師來說難度是非常大的。

在設計的把控上，高端的像H9以上的車型，我們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能夠傳承紅旗的穩重調性，也有比較擅長的表達方式，尤其前面說的那幾個高定版本，非常紅旗。低端車型比如燃油車H5系列，價格在20萬上下，外觀有一張非常標志性的前臉，車內的布局也是中正端莊的感覺，這一看就是紅旗，大家也非常認可，即便是低端一點的車型，色彩搭配上我們也不會去迎合市場流行，紅旗從不做快消品，我們考量的更多是用戶的感知、行為和情感。紅旗設計理念叫“尚·致·意”，聽起來抽象，實則對應著設計心理學的三個層面，“尚”指高雅風尚，“致”是極致體驗，“意”是情感共鳴，這是一個遞進的關系，就像戀人從一見鐘情，到兩情相悅，再到靈魂伴侶。紅旗車當然也要追求銷量，提升市場占有率，但我希望每一款紅旗車它不只是一個出行的交通工具，更是陪伴用戶一生的靈魂伴侶。

藝術家合影

《設計》：紅旗背負著對文化、歷史傳承的使命，在讓年輕人接受紅旗品牌方面都做了哪些嘗試？

張銘：這個還挺難的，一提到紅旗就會想到這是父輩的車。如何讓年輕人重新認識紅旗品牌，喜歡紅旗品牌，又不是失去紅旗本色，這個課題非常有難度，一直困擾著我們設計團隊。因為紅旗車系跨度很大，所面對的用戶群體差異也很大，要用一個方案去解決所有問題肯定是不現實的，所以未來的解決路徑一定是多方案的。

紅旗新能源的首款戰略車型——EH7日前正式發布，“紅旗新能源”這幾個字放電動車后方，其實就是希望大家把它當作一個新的品牌。現在呈現在大家面前的是經歷了很多內部討論的結果，可能還不是特別完美，但我也聽到一些朋友的反饋，認為很漂亮，尤其是敦煌系的色彩讓大家耳目一新，既時尚年輕，有蘊含底蘊。我們不希望大家一提到紅旗，就是中年人的車，我們希望更多的年輕人喜歡紅旗品牌。

《設計》：紅旗品牌和紅旗設計曾經歷了一段艱難的歷史時期，當前的紅旗設計經歷了全新的迭代，堪稱紅旗設計的復興。曾經的波折對于今日之紅旗設計來說是一種怎樣的存在？

張銘：我進入紅旗設計團隊是2017年，前面很長一段合資合作時代的歷史是漫長且痛苦的，做了很多探索，總體來說都不是很成功。紅旗H7是一個劃時代產品，用戶和領導都很認可，是真正新紅旗的第一款車。

2017年隨著徐留平董事長推行改革，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紅旗煥發了生機，代表產品H9、E-HS9兩款車，它們代表了全新一代的紅旗，既有經典傳承更有煥新的家族化設計，像直瀑式格柵、貫通式車標等，相對H7來說調性更紅旗了一些——回歸到紅旗最精髓的東西——大氣、莊重、典雅，并用當代設計語言重新表達。

內飾油泥造型評審

《設計》：您的從業經歷跨越了合資企業和紅旗這樣的超級自主品牌，以您的視角會怎么梳理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汽車設計的發展的歷史？

張銘：我在這個行業干了快30年，經歷了中國汽車工業從引進、模仿、學習到自主到崛起的全過程，所以說我們這代汽車人其實還挺幸福的。如果把這個歷史軸線放到造型設計行業來說的話，其實還是比較簡單的。一開始就是學習引進車型，那時候合資公司做了巨大的貢獻，現在汽車造型設計好多設計總監都是從合資公司出來的，我們向我們的西方老師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到紅旗之后，整個體系建設得非常快，就是把我以前所在的系統進行了適應性調整加應用。從學習階段進入自主研發階段之后，開始有自信心做自己的設計，這是第二個階段，整個中國汽車行業，合資品牌和自主品牌全流程的設計能力完全建立起來了。從做得不太好到做得還可以到做得很好。

我覺得未來還要讓中國車走向世界，讓大家看到中國車來了，就像幾十年前我們看到德國車、日本車、美國車各有特色。德國車，工業嚴謹，功能化強，可靠又耐用；日本車把美學文化和車完美結合；北歐車，非常人文，非常生活，喚醒了人內心回歸自然、回歸家庭的心聲。那么我們的產品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設計行業面臨著巨大挑戰，要把中國的文化、生活方式隨著產品推出去。所以從去年開始，我對紅旗車有新的定義，我希望紅旗車是一個行走的文創產品。

工作場景1

工作場景2

《設計》：您所說的“紅旗車希望做成行走的文化創意產品”在設計實踐中是如何落實體現的？在嚴酷的競爭大環境下，“文創產品”的定位將如何助紅旗“攻城略地”？

張銘：關于如何把紅旗打造成一個文化產業，我分享幾點。我們把中國文化藝術中很多精髓的東西用在紅旗上，用顯性的比如說非遺工藝來表達，這是價值較高的一部分，所以我們用高端的百萬級以上的車做了很多實驗。在今年的北京車展上可以看到用L5做的一款藝術車，是千萬級的藝術品。但是這樣的產品離老百姓比較遠，如何讓我們國內外的普通用戶也感受到中國文化在車上的表達？以紅旗H9為例，從H9開始大家就覺得它很紅旗，實際關鍵點是比例。紅旗車的前臉比是:1，這個比例是中國古代建筑的比例，比如如故宮從平面布局到所有建筑的正面、側面都采用的主要比例。宋人李誡創作的建筑學著作《營造法式》中有一張“圓方、方圓圖”，一個正方形的邊長和它外接圓的直徑，或者它對角線的比是1：√2。第二是紅旗的貫通式旗標，我們用的中軸線的概念，H9獨有的豪華氣魄也是由它的中軸貫穿而成。中軸線作為中國國都城市的文明標志和歷史文化象征，有著悠久的城市歷史淵源。《中國建筑史》把中國古代大建筑群平面中統率全局的軸線稱為“中軸線”，并且指出“世界各國唯獨我國對此最強調，成就也最突出”。根據歷史文獻和考古發現證明，在中國古都城市規劃建設史上，最早的軸線理念和最早的城市幾乎是同時出現的，東周時期的《周禮·考工記》中就記載了中軸線產生的初級階段。

色彩上，現在紅旗全系的色彩都用中國文化去表達。從色彩的靈感來源、名稱、意境的表達，如詩如畫，充滿意境。北京車展即將亮相的一款車，外觀色彩叫桃“蹊”蝶舞。這個命名思路部分來自中國古代絲綢之路，自魏晉十六國亂世開始，為避中原戰亂，世家大族紛紛西遷隴右、河西，推動了河西走廊的發展，史書記載，當時甘肅河西地區文人學者數及其學術水平，可同中原內地比肩，可見當時的河西走廊對西遷的人來說就是一個“桃花源”。在北魏統一北方以后，大批涼州人口被遷入中原，這一措施使漢文化又流回中原，不管是對北魏、北周還是日后的隋唐的制度建設都起到很大的影響。因此，我們選擇這個顏色，意在象征“桃花源”般的優雅與寧靜，同時也希望傳遞一種人文理念。這種無形的表達，能夠深深地打動用戶，慢慢體悟的過程就會讓用戶愛上這個品牌的表達方式。

《設計》：2023年中國汽車設計初步引起了全球關注，“出海”成為行業熱詞，紅旗成功地融合了傳統中國文化，未來在全球化的語境下，紅旗對海外市場的開拓有怎樣的設想和戰略？

張銘：紅旗在國內積累了豐富的成功經驗，但在海外市場，復制這些經驗并不一定行得通，因為所有的環境都變了，尤其是文化環境變了。我之所以做藝術展，正是與此有關。藝術展是一種對話，觀者與藝術創作者的對話，這種對話有時候是非常抽象的。中國產品以怎樣的姿態走出去，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別人怎么看待這個品牌和你國家的文化。“沖擊”往往會帶來沖突，“對話”則會找到共識。

那怎么去對話？我選了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被譽為古代絲綢路明珠，世界四大文化體系匯流之地——敦煌。季羨林先生曾說過，“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羅馬）、伊斯蘭（波斯），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一千年的文化藝術史活生生放在眼前，里面有很多民族的記憶，體現在敦煌的建筑、雕塑、壁畫中。若深入研究和挖掘敦煌文化，并巧妙地運用到現代設計中，或許可以找到與西方特別是歐洲進行對話的途徑。

紅旗L5創作過程

《設計》：紅旗品牌自身有很多的寓意，它的“出海”注定與一般的自主品牌不同，除了以上談到的文化角度，產品設計上您還做了哪些思考？

張銘：產品出口海外需要先跟用戶對話交流，捕捉市場脈搏，然后發現契機。從2018年開始，我們在慕尼黑組建了前瞻設計中心，為我們輸送前瞻趨勢研究成果。這個設計中心相當于一個前沿基地，把中國和歐洲連接起來。設計中心招的設計師來自全球，歐美日韓都有，是一個非常好的工作環境。過去幾年，我們得到了大量寶貴的基礎信息支持，為精準把握國際市場動態奠定了堅實基礎。

歐洲作為汽車工業的發源地，當地也很怕外來的文化侵入，怕我們去“卷”他。所以入鄉隨俗，我們的設計不僅要展現出紅旗品牌的獨特魅力，更要尊重并融入當地文化，滿足本土消費者的需求。比如說歐洲人喜歡小型車，連街頭的車位都特別小。當然這不僅是我們設計部門需要考慮的問題，是要做整個戰略的考量。我們有專門管理出口的部門，還需要考量當地的技術、安全、環保、法律法規等指標。但在我看來，品牌“出海”不僅僅是產品的輸出，更是品牌形象的塑造與品牌價值的傳播，給國外消費者一個買中國車、買紅旗車的理由，與他們產生深度的共鳴，是非常重要的。

品牌有兩個概念，紅旗品牌是一個大概念，紅旗設計是個子品牌，所以我們積極開展各類活動，比如藝術展，就是要搭建有效的溝通橋梁，賦予海外消費者選擇紅旗、信賴紅旗的充分理由。設計，作為品牌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品牌出海的過程中扮演了很關鍵的角色。

外觀車頭立標

外觀車頭機蓋涂裝

《設計》：在當下的汽車領域，設計和品牌的交融越來越深，回到設計研究的領域展開探討的話，中國的汽車設計發展到今天，汽車設計和品牌之間的是怎樣的關系？

張銘： 造型設計在汽車行業的發展分三個階段，從市場驅動到技術驅動，從用戶想要什么就設計什么到展現品牌獨特的個性語言，設計的地位在逐漸提高，但這都不是終點，終點是BDD——設計驅動型品牌（Brand Driven by Design），把設計作為一種領導力，不光設計產品，還設計整個品牌戰略，以自己的專業洞察力，為企業提出具有商業價值的問題解決思路，打通之后工作起來就會更加順暢。

紅旗在這方面的上層設計考量是非常完善的，品牌與設計合作緊密，集團領導一直給我很大支持，在造型設計院這樣一個專業設計機構，每年都有很多費用去做品牌性質的活動，比如說設計大賽、藝術展、美學論壇，并開展外部合作，包括跟央美、武漢理工、上海交大等高校，以及和敦煌、故宮、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等機構的合作，這些費用都是給我們造型院來做，是其他品牌的設計部門所不及的。

《設計》：請從產業的角度談談中國汽車設計教育的發展、問題與挑戰。

張銘：當下汽車行業蓬勃發展，尤其出口帶來的增量，給汽車設計專業的學生帶來了很多的就業機會，甚至可以像甲方一樣千挑萬選，我們企業成了乙方。過去幾年，我們跟教育界的合作，最密切的是通過設計大賽的方式。我們每年都辦一次設計大賽，對于年輕人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展示自己的平臺，我們也會聯合內外部資源幫助大家開闊視野，提升專業能力。現在院里有一二十個優秀的設計師，都是通過大賽選出來的，有一部分已經上升到比較高的職位了。

同時我們也在思考，如何利用汽車產業豐富的資源去協助教育產業的老師和院校優化教育體系。通過與幾個學校合作之后，我們發現教育與產業之間的聯系還不夠密切。但我覺得沒關系，因為教育是多方位的，不能急功近利，不是培養工具人才，只追求短期效益，而應注重培養學生的個性，挖掘學生的潛能。技能可以訓練，個性需要培養，天賦難能可貴。所以我們與院校的合作從不“指手畫腳”，而是提供必要的支持，例如，我們為合作學校派遣設計師和高級模型師為學生授課，建立更緊密地合作之后，傳播專業知識就是我們的責任也是義務。很多設計師回到母校，給師弟師妹們講課，幫助非常大，因為都是寶貴的實戰經驗、技術訣竅，讓學生在校期間幫助就了解未來實際工作中的需求，以及需要掌握哪些能力，很實用。見識永遠在知識前面，要去激發學生的內驅力，拉力永遠比推力重要，為了考高分，那是推力，拉力是有一種夢想，促使著你去實現。在年輕時代，能夠與一個很好的品牌產生鏈接，這是很好的機會，加上中國品牌這么好的發展前景，如果能夠加入這個行業，將有機會與眾多設計師一起創作出優秀的經典作品，成為偉大的設計師。這是我們幾十年前的夢想，現在借著國運和行業的時勢正在實現，但是這種借勢，永遠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內飾門板大漆

方向盤特寫

《設計》：您帶領團隊針對設計方向做了哪些探索？紅旗設計部門未來有怎樣的布局和規劃？

張銘：作為設計領導這個角色，我們排完工作計劃，有了設計方向，設計師們就去干活了，那這個時候領導干什么呢？去探路。作為領導者，我始終認為一定要走在前面，去尋找方向，尋找新的道路。這是我的一個觀點，另外一個觀點是，考慮任何事情要有多維的視角，體系化地思考。把一個點做好，那是工匠。而隨著我們所處行業的不斷拓展，涉及到方方面面，是一個大的立體，作為領導，要有全局的戰略思想，也要在時間維度上有一些考量。

當領導其實有時候最辛苦的就是去想這些事情。紅旗設計布局維度很多，有很多路別人已經占了，不要去走，走不通，拿自己弱項去拼人家的強項是不行的。紅旗品牌的定位不允許我去走那些路線，那就必須找到自己獨特的路線。剛才我說紅旗把設計做好，做到極致，做出美的設計，在本能層面讓用戶一見鐘情、一見傾心，這是遠遠不夠的。就像喬布斯說的，光有技術是不夠的，技術是冷的，一定要有溫度。如何表達溫度？我剛才說了我們在產品設計上的不懈努力與追求，加上我們的“新高尚美學”學術線，從中國優秀文化中汲取養分，打造富有文化內涵的高顏值產品，這個是知識上的布局；還有地理上的布局，我們有慕尼黑前瞻中心，已經有了很多成績，未來我們還會繼續在國外布局。國內除了長春總部，北京也有一個前瞻設計部。中國幅員遼闊，人才在哪里，你的設計中心就在哪里，這個顯而易見。紅旗在灣區的研究院也已經在深圳掛牌了，正在招兵買馬。

《設計》：介紹一下一汽研發總院造型設計院的整體情況。

張銘：據我了解，我們的規模相對相比友商們還是太小了。紅旗造型設計院是在中國一汽研發總院下面的單位，現在大約是220人，已形成長春、北京、慕尼黑 “兩國三地”的造型布局。長春總部可以完成全流程的設計工作；北京的前瞻設計中心以創意設計和設計研究為主，但專業很全，外飾、內飾、色彩、數據都有涉及；慕尼黑也是“小而全”，20多個人，但可以完整地做項目，目前已經有了一些“中西合璧”的成果。

《設計》：Cybertruck對于您而言，是一種什么樣的設計？它對汽車設計和汽車會有什么樣的影響？它的造型風格、材料應用和設計邏輯是否會開辟新的汽車進化路線？

張銘：Cybertruck算是一個現象級的設計，我想可以從幾個角度來說。

汽車產業里有很多品牌，每個品牌都有自己的個性的，表達品牌理念或者價值觀肯定是有差異的。特斯拉從品牌確立之初就確定了它的個性是“顛覆式創新”。特斯拉的Model3圖片剛曝光的時候，就有設計師說，怎么油泥模型跑出來了？但看去年的上海車展，雷同的車型很多，外觀造型拋開不說，布局、架構看起來都很相似。所以我覺得，從品牌個性來說，Cybertruck也只有特斯拉做出來，才能獲得市場的這種反應。

開玩笑說，假設Cybertruck這個車我買得起，我很想買一輛，雖然不一定適合我，但是內心總是有點兒反叛的心態，年輕時沒反抗，現在歲數大了反抗一下。它就是能滿足很多人的夢想，一定會深受大家喜歡，這是品牌個性維度。從生態維度來說，全球這么多汽車廠在一起競爭，同質化競爭一定會就非常“卷”，設計也會非常“卷”，“卷”到最后設計師壓力很大，連設計領導們也迷失方向了，你不可能不受影響，所以特斯拉品牌的出現，就是你們做你們的，我做我的。這是第二個維度。

第三個維度是藝術的維度。有一個藝術評論家叫巫鴻，現在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他寫了很多書，有一套書的名字叫《關鍵在于實驗》。對于新物種，如果有“關鍵在于實驗”這種理念的話，你會非常歡迎一些新東西出現，不管它是引領者也好，還是攪局者也好，它的出現給行業帶來什么樣的影響，現在不要判斷它，要去擁抱它，否則一潭死水就更容易“卷”了。

所以從這幾個維度分析，我對Cybertruck是持正向的態度，甚至有機會我想嘗試一下。

作為紅旗品牌來說，面對這種新物種，這種顛覆式創新，因為紅旗品牌的價值觀，我們是不會沖在最前面盲目求“新”的。不光紅旗有這個特性，面對變革很多大企業都不會迅速做出反應，都是在危機來臨之前進行調整。這種策略的優勢在于，體系實力雄厚，具有后發優勢。你先做創新，做成熟了，我買專利買技術，然后批量生產，成本控制、質量控制等各方面我有優勢，后發優勢經常會成功。包括奔馳電動車項目，其實不是不做了，應該叫“緩一緩”，因為目前難以實現盈利。我相信中國很多品牌現在“踩剎車”，正是為了等待商業模式更加成熟，尋找更好的機會，然后迅速發展。我們有這種積淀，這種能力，這種自信，當Cybertruck這種新物種出現，紅旗肯定是很關注的，我們也會研究學習它的思想，做好準備，可以隨時進入這個領域。

《設計》：AIGC對汽車設計有什么樣的影響？按照這個迭代趨勢，汽車設計會怎樣變化，汽車設計師還會繼續存在嗎？

張銘：我這個年齡的總監對這種新技術通常是比較遲鈍一些，但我們也很早就關注到這項趨勢。在紅旗品牌的AIGC技術應用上，我既有保守的一面，也有積極的一面。

積極的一面是，這個技術一出來我們就有行動。我們用的是Stable diffusion ，它是需要“喂養”的，我們也投入很多精力去“喂養”它，以至于現在的應用階段已經越來越成熟了，這是我們積極實踐的一面。但是從品牌角度來說，紅旗品牌跟其他品牌相比更偏傳統，具有較濃厚的中國特色，這個品牌所承載的價值與深度、文化與美學，AIGC技術還做不到。人工智能技術是算法，而不是模擬我們的大腦。我們的大腦是靠神經元的鏈接，感性思考和抽象思維都非常強，所以到現在為止AIGC技術在行業里可以是一個很好的輔助工具，能在發散階段快速提供豐富方案，然后我們從中挑選，最后把它變成符合品牌調性、品牌理念的作品還是要靠設計師。同時，我個人認為，AIGC對設計產生了一定沖擊，我個人略微有點兒擔心，但是面對未來的可能性，還是要保持開放心態。

《設計》：有業內人士稱2024年將是車市最“卷”的一年，是中國汽車品牌進入“血海”競爭的第一年，也是淘汰賽的第一年。一邊是國產造車新勢力借助新設計、新科技、新服務、新營銷，迎來前所未有的成長速度，一邊是老玩家停工停產，全球車企的戰略定位在發生劇烈變化。這對于汽車設計而言會有什么樣的影響？汽車設計如何兼顧生存和遠方？一汽對2024的市場是怎樣的分析和應對？

張銘：“卷”這個詞肯定是年度關鍵詞，對于設計行業說我們是間接地“被卷”。市場競爭的白熱化直接影響到研發，影響到設計。作為設計領導來說，怎么能避免“被卷”和隨之而來的焦慮感？我認為，一定要戰略定位清晰，按自己的方向走。不管市場有多少個品牌，多少款產品，我們要找到自己的立足點，與我們的用戶建立情感鏈接，培養品牌忠誠度與喜愛度，這樣才有可能不被“卷”進去。對于紅旗品牌來說，它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品牌，一個豪華品牌、高端品牌、民族品牌。我們的用戶在哪里？怎么與我們的用戶建立聯系？考驗的是我們企業的品牌建設能力。中國市場很大，將近3,000萬的量，我們產量比例不是很大，而且我們有很清晰的自己的道路，所以我個人認為紅旗品牌是有機會不“卷”的。

《設計》：2024年的北京車展上紅旗將有哪些動作？

張銘：2023年的上海車展是一個里程碑，代表整個行業以一種全新的面貌出現在世界面前。在電動化、智能化汽車領域已經不是一個沖擊者，而是一個領先者。2024年我覺得更是充滿想象力。北京車展我們準備了十幾款新產品，金葵花產品有5款，會有一個非常重磅的絲路主題藝術車，是和我們的藝術顧問、中國國家畫院王藝老師共同創作的，還有金葵花概念車，我們希望以電動跑車的形式，把金葵花的語言年輕化，傳遞給更多年輕用戶。新能源產品會有8款，尤其有幾款重磅車，內部代號E007、E009、E702，表達出紅旗品牌向新能源賽道宣布：我們來了。現在已經面世的EH7，是我們第一款全新電動車，過程很波折，也很糾結，有一些東西我個人覺得還可以再繼續優化。后續這兩款車E007和E009，是在非常順滑的流程和評審狀態下完成的車型，我們內部非常滿意，還有一款更大型一點兒的車E702，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交卷時刻，我期待著新一年車展的盛況，也希望大家能夠來到紅旗展臺打卡、品鑒，給我們多多提出寶貴的意見。

《設計》：如果用一個詞或者一句話來概括2023年的中國汽車設計，會是什么？

張銘：2023年的中國汽車設計，我想用兩個維度表達。第一個維度就是像春天的花園一樣百花齊放，第二個維度就是沒有最“卷”，只有更“卷”，大家都很辛苦。

《設計》采訪現場

《設計》：請您給從事或愛好汽車設計的青年設計師一些寄語。

張銘：當下的中國汽車行業為設計師展示才華提供了絕佳的機會，是一片充滿激情與夢想的熱土，而且前人已經為這天的到來打下了很好的基礎，等30年、50年后回看現在，很多經典的產品正是在這塊熱土上誕生，也許未來很多學校的教材會以我們這個時代中國設計師的作品作為典范，來講解什么是好的設計。此外，中國正走向世界舞臺，我們的汽車必將成為文化傳播的先鋒，把中國的文化通過我們的汽車產品傳播到全世界，這對國家形象的建立具有重大價值。我們的硬實力已經不容置疑，但軟實力的增強同樣不可忽視。講好中國故事，這個目標與這個行業看似不相關，但其實關聯非常大。把汽車作為文化的載體輸出出去，對國家的貢獻將超乎想象。希望更多愿意做設計的年輕人、有夢想的年輕人投入這個行業，更衷心希望大家關注紅旗，加入紅旗造型設計院，這個地方確實會讓你夢想成真，讓理想飛揚。

《設計》：今年兩會上關于“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指示強調了這一目標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意義。請您從汽車行業實踐的角度談談自己的看法。

張銘：我個人粗淺的理解是，對于國家經濟結構來說，一直在調整，各個省份之間的結構。這里面觀察到一個現象，國家的資源投入要講兩個維度，一個是效率，一個是公平。在不同時期會采取不同策略，前些年講公平比較多一些，像西部發展、東北振興，扶貧投入等。我們中國有這種社會責任，一定要講效率公平，做很多努力。這次兩會我看到一點，關于效率，比如西部的工業土地使用權可以交易到東部去，這樣的投入產出比肯定是完全不一樣的，東部產銷高，可以反過來支援西部，然后把產業集中，這樣更有效率。從汽車設計行業來說，制造可能是低附加值的，設計永遠是高附加值，像蘋果是沒有工廠的。一個國家如果創造產值所占的GDP份額越來越高，必然走向金字塔頂端。北京作為“設計之都”，去年設計創造的產值占整個中國設計行業的1/5,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結構調整。